“因为多年来积累的口碑，意外发生后许多工友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权益，往往会直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会倾听他们的叙述，帮他们分析情况，解释有什么步骤需要进行，整个索偿程序的流程会怎么走。意外身亡、留下孤儿寡妇的案例，我们会了解家属的需要，尽量帮助他们进行情绪支援、善后处理，解决他们经济乃至房屋、子女教育的困难。”每一个工业伤亡权益会接到的案例都会有同事跟进，提供相应的支援服务。目前工业伤亡权益会只有19位工作人员，人手非常紧张，常常忙不过来，因此许多康复的工友也纷纷加入权益会的义工队伍，为其他工友提供帮助。工

　　原标题：在香港遭受工伤？有公益组织帮忙索偿、免费再培训，甚至给企业津贴鼓励其雇佣康复工人

　　在工业伤亡权益会看来，现时香港社会的职业安全健康意识仍不足够，需要深入普及。赵炎雄摄

　　香港九龙，一位工人赤膊在高空作业。据统计，香港每年平均约有200宗的职业意外死亡个案。

　　法律的制定让社会公平的实践有法可依，让的利益得到文本保障。然而在具体操作时，因为自身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社会常常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比如说工伤，即使在法律逐步完善的大环境下，许多工友在面临此种情况时依然显得束手无策、孤立无援。而在香港，却正有这样一个协会，为了帮助工友主张权利与追讨赔偿多年来不遗余力，这个协会叫“工业伤亡权益会”。

　　在香港，职责固定、诉求清晰一直是众多公益组织值得赞赏之处，而工业伤亡权益会一如其名，自成立以来便不断为遭受工业伤亡的不幸工友提供援助，并确确实实成为了工友们遭遇工伤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公益组织。

　　“工业伤亡权益会于1981年成立，那时候香港工业、制造业等行业发展起飞，工友努力建设社会的同时，也遭遇了很多工伤意外。当时法律没有现在这么健全，对职业伤病者及家属的保障非常不足，而且香港一直以来都有承判(外包)制度，一判二判三判权责不清，最后工头跑了工人更拿不到赔偿；又或者许多小型公司根本不购买劳工保险，雇主也没有能力赔偿，工友在遭遇工伤之后拿不到赔偿是常见的事情。因此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便开始帮助受伤的工友，后来便有人提出应该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做这件事，协会就这样成立了。”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陈锦康介绍。本身是印刷工人的陈锦康最初也只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义工，直到1983年才正式加入工业伤亡权益会成为全职职员，从此全身投入为职业意外伤病者和意外死者家属争取权益的工作。

　　工业伤亡权益会由工伤者、职业病患者及职业意外死者家属组成，是一个典型的非牟利团体。成立之后工业伤亡权益会致力于为职业伤病受害人提供各种支援服务，以提升香港职业安全健康水平。“我们的使命是与工伤者、职业病患者及职业意外死者家属并肩争取应有权益，促进政府改善职业安全健康水平，保障工人生命安全，以及向市民推广职业安全健康意识和资讯，协助预防意外发生。”陈锦康说。

　　如今香港社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法律也更加健全，但每年仍然平均发生约200宗职业意外死亡个案，严重的工伤个案亦不计其数。根据去年的统计数字，劳工署公布的工伤数字为4万多，医管局公布的则为7万多。“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是小伤小病，有些工友怕麻烦便不报到劳工署，自己处理一下就算了。200多宗死亡个案里头，则什么行业都有，保安、清洁工、运输工人、建筑工……今年的情况也不乐观，上半年单单建筑工人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12人，去年全年这个数字也只有15人,原因主要是工程的增加以及赶工。”陈锦康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受害人及死者家属承受因受伤或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余，还需要处理很多问题，例如办理丧事、申索补偿等，往往会感到非常彷徨无助，更可能遇上即时的经济困难。因此工业伤亡权益会一直采用即时工伤意外支援介入手法协助受害人及死者家属第一时间处理危机，介入工作包括：陪同家属立即接触雇主商讨殓葬费及恩恤金；转介申请社会福利署或其他慈善团体之紧急援助基金；其他服务转介，如恩恤调迁；跟进事主赔偿事宜；以及情绪支援。

　　作为非牟利团体，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工业伤亡权益会作为香港公益金、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及惠施的会员机构，会员人数逾4000人，经费主要来自社会人士的捐献、社会福利署、公益金等的资助。“我们提供的不同类别的服务均来自社会不同基金的资助。譬如职业意外死者家属支援组‘妈妈组’的服务由公益金赞助；‘肺尘病患者服务’的支援则由肺尘埃沉着病补偿基金赞助，‘职业性失聪患者服务’的支援则由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赞助，等等。”工业伤亡权益会跟香港政府职业安全健康局也有不少合作，更有同事是职业安全健康局的董事会成员。

　　“因为多年来积累的口碑，意外发生后许多工友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权益，往往会直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会倾听他们的叙述，帮他们分析情况，解释有什么步骤需要进行，整个索偿程序的流程会怎么走。意外身亡、留下孤儿寡妇的案例，我们会了解家属的需要，尽量帮助他们进行情绪支援、新利体育APP善后处理，解决他们经济乃至房屋、子女教育的困难。”每一个工业伤亡权益会接到的案例都会有同事跟进，提供相应的支援服务。目前工业伤亡权益会只有19位工作人员，人手非常紧张，常常忙不过来，因此许多康复的工友也纷纷加入权益会的义工队伍，为其他工友提供帮助。工友陈观洪就是其中的一员。

　　陈观洪是钉板工人，2000年遭遇工伤，由职工盟转介到工业伤亡权益会，接受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支援协助，最终成功追偿，康复后也加入了义工队伍。“受伤之后我非常彷徨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经过工业伤亡权益会职员的引导和帮助，我对工伤的知识和法例保障才有了基本的认识，才懂得维护追讨自己的权利，因此也想运用这些经验帮助其他工友。”陈观洪说。

　　除了基本的追偿支援服务以外，工业伤亡权益会还提供其他相关服务，比如针对工友康复过程的援助，他们会组织辅导及减压小组，通过小组聚会向工友提供多元化的辅导及减压方法，舒缓因伤势或就业困难而引起的心理压力。此外，还会利用职业伤病者资源中心举办各类型资讯讲座，如物理治疗、脊医、中医穴位及食疗讲座；同时向工友分享护理知识、社区资源等资讯，让他们学习助人自助。

　　对于伤病严重的工友，工业伤亡权益会还建立了职业伤病照顾者支援计划。“工伤除了对受伤的工友带来困扰，也会给他们的家属带来很大的负担，因此在为工伤工友提供追偿服务的同时，我们也会为工友家属及照顾者提供协助，以舒缓他们的压力。”陈锦康介绍。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专为工伤的家属而设的小组活动，如减压小组、情绪管理小组、照顾技巧小组等，以不同形式让照顾者减轻压力，了解健康及情绪上的转变、与伤病者的相处技巧、互相倾诉互相支持、适应生活上的转变及加强支援网络。

　　而“再展才能”职业康复者在职培训计划，则是希望通过培训及实践，协助职业伤病者克服工作上的障碍，加强再就业能力；并通过提供工资补助金，鼓励雇主聘用职业伤病者，以助发掘他们的潜能。工业伤亡权益会会对职业伤病者进行工作评估，以提供就业培训及在职工作指导并进行就业配对和安排就业见习(学员可获津贴)及在职试工(雇主可获津贴)，在工友成功就业后还会提供不少于6个月的跟进辅导。

　　工伤工友周汉杰正是通过参加保安班、电脑班等就业培训课程重新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工伤复工后我被解雇，当时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文化不高、年龄大，不容易找到工作。幸好工业伤亡权益会的何先生帮助我跟进情况，带我参加活动和培训，最后让我积极乐观起来并成功找到了养家糊口的工作。”周汉杰说。

　　“康复服务其实最主要的是帮工友们建立自信，并提供一些基本的技能训练和辅导，因为很多康复的工友都很难恢复原来的工作。但最终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能不能成功再就业还是看他们自己。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正面的环境给他们罢了。”陈锦康说。

　　此外，在法律援助方面，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服务，工业伤亡权益会一般会推荐工友到法律援助处寻求帮助，但遇到特殊的个案比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他们便会受理个案并找专门的律师负责处理。“比如过劳死，香港是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我们最近就有几个这样的个案，都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中风或猝死的。”

　　职业安全健康教育也是工业伤亡权益会非常注重的，每年他们都会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在职人士、市民，甚至中学生提供职业安全健康的资讯，希望提高社会各界的职安健意识。例如他们会深入各大屋苑举行职安健展览，播放职安健电影，让市民认知预防意外的资讯，推广“安全社区”的意识；或对中学生进行职安健讲座，向即将投身社会的高中生提供职前或暑假工工作安全讲座，为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等等。

　　而最广受好评的无疑是职业意外死者遗属支援互助小组“妈妈组”。职业死亡的案例中死者以男性居多，常常遗下太太和年幼子女。“妈妈组”除了跟进处理一般的赔偿手续以外，还会为组员提供情绪支援服务，让组员互相聆听及分享感受，通过组织这些妈妈让组员以过来人身份彼此支持鼓励，尽快走出意外的阴影，重过新生活。

　　通常一个工伤支援案例会以工友拿到赔偿为结束，然而案例的结束并不代表工作的完结，工业伤亡权益会针对各种案例的总结，会进一步进行法例倡议工作，以改善职业伤病者权益及安全法例，为工友争取更多未来的权益。

　　“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肺尘病的法定赔偿是一笔过的补偿，对患者的保障非常不足，有不少工友因病无法工作，在用完赔偿金之后便陷入经济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一群肺尘工友联同我们工业伤亡权益会多次请愿，要求政府将赔偿由‘一笔过’改为‘按月补偿’直到终老。1993年政府终于立法通过法案，并加强了对工友医疗方面的支援，大大改善肺尘工友患病后的生活。”

　　工业伤亡权益会不时就补偿法例上的漏洞进行倡议工作，例如工业伤亡权益会一直提出设立“中央雇员补偿基金”，以法定机构性质独立处理工伤或职业病赔偿，避免工伤期间雇主、雇员及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纷争，加快处理赔偿程序。其他倡议项目还有将“上落班途中”列入保障范围、工伤病假由五分之四改至全薪、全面检讨判伤机制及补偿计算方法、检讨死亡个案补偿制度、加强针对职业伤病者之医疗服务、打击不法索偿中介活动等等。

　　今年工业伤亡权益会大力推动的议题是将每年4月28日定为“工伤纪念日”，以纪念所有因工受伤、染病或死亡的工友，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并唤醒大众对受害人及其家人权益保障的关注。“其实在西方如加拿大，4·28已经被定为法定‘工伤纪念日’。每一个人在社会工作，除了获取应得的回报外，都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尤其那些为城市建设牺牲生命的工友，更值得尊敬。”陈锦康在4月28日当天与200多工友一起出席了“工伤纪念日”的请愿活动。

　　陈锦康感慨个人、单个组织的力量有限，希冀社会更加关注工伤议题。“现在的社会舆论，不死人都不会有人关心工伤问题。人们总在可怜报道里面的遗孤多凄凉，事后却不会反思工伤发生的原因。”他直言认为归咎于工友不注重职业安全是荒谬的：“工友是被动的，最大的责任在于雇主。如果雇主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比如谁站在棚上不佩戴安全带的立马滚蛋，大家都是打工的有谁敢不遵守？其实是工友们看得太通透，知道雇主根本不在意职业安全规定的贯彻。”

　　陈锦康认为要提升香港职业安全健康水平，只有三个办法：加强教育、严惩违例，以及制定更高安全标准。“要雇主、工人注重职业安全不是口说就能做到的，要软硬兼施，既重教育又重惩罚地进行。如果给工人买保险的费用比不给他们买保险受到的罚款还要多，有哪个老板会买？管理工人不仅仅是要管他们做好事情，更要管好他们的安全。”

　　当然，最终的根源还是社会、市民的安全意识不足。“从小教育多少，长大就能看到效果好不好。比如不乱扔垃圾、遵守红绿灯，每个香港人都能做到。同样，职业安全不应该仅仅是职业安全健康局或者工业伤亡权益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从小注重。在这个社会生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对其他人的安全负责任；作为一个雇主，则有责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作为同事则要好好照顾身边的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意识和责任。”